三、回应新课题，习近平新闻舆论论述提出一系列新命题新概念

（一）针对新时代下治国理政的新要求，提出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守正创新”“以立为本、立破并举”“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新命题。

历史方位是战略判断的前提。经过十八大以来多年努力，宣传思想战线正本清源的任务取得重大成效，进入了守正创新的重要阶段。守正创新意味着新闻舆论工作走到新起点，新起点对应新要求。习近平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坚持以立为本、立破并举，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作出了决定性贡献。意识形态工作“以立为本、立破并举”，就是要大力宣传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之成为凝聚人民、引导思想的精神旗帜。这也是党中央治国理政对新闻舆论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意识形态工作是武装头脑的工作，如何践行好“以立为本、立破并举”、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如何通过润物细无声的宣传推动更多人成为有着“四个自信”、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如何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更好地展现出中国道路的独特优势；这些都给新闻舆论工作者提出了需要不断回答的新命题。

（二）强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新闻舆论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等新时代条件下践行党管媒体原则的新思想。

习近平多次强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新时代条件下，党管媒体，不能说只管党直接掌握的媒体，而是把各级各类媒体都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坚持党管媒体，首要的一条就是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习近平明确指出：“新闻舆论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这既包括不同的媒体类型和形态，如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都市类报刊、新媒体等，也包括不同的新闻报道题材和信息传播样态，从时政报道到娱乐新闻，从国内报道到国际报道，从新闻报道到专题副刊乃至广告宣传等。可以说，这包括了所有从事新闻信息服务、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传播平台。

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中，习近平针对媒体智能化快速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在媒体应用领域不断扩展的现实，明确提出“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新要求。这一要求把党管媒体的原则延伸到技术领域，既是对新闻舆论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进一步强调，又是对当前媒体生态新发展的进一步回应，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无论是“信息茧房”还是“算法黑箱”，在充分发挥技术革命性作用的同时，必须提高对技术的驾驭能力，这就需要主流媒体摆脱单纯的内容思维，在核心技术的突破创新上下功夫。新华社“媒体大脑”“创意工场”和“智能化编辑部”的探索，就是新时代落实党管媒体原则的创新尝试。

（三）针对信息社会深入发展，提出关注“四全媒体”的发展方向，以及打造“新型主流媒体”、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等新概念。

前瞻性是贯穿习近平新闻舆论论述的一个重要特征。针对信息社会不断发展，习近平指出要深刻认识全媒体时代的挑战和机遇。在“信息找人”代替了“人找信息”的全媒体时代，“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走上前台，“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由此，打破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边界，打造新型主流媒体、构建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就成为新闻舆论工作新的努力方向。

新型主流媒体是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一体化发展的结晶。习近平指出：“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不是取代关系，而是迭代关系；不是谁主谁次，而是此长彼长；不是谁强谁弱，而是优势互补。”一体化发展，是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融互通。在信息社会里，单纯的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都不足以称为主流媒体，主流媒体只有是“新型”的，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流媒体”。迭代发展、此长彼长、优势互补，是主流媒体不断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必由之路。

一花独放不是春。好的传播效果来自“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和谐之音。县级融媒体中心同样是全媒体传播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肩负着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最后一公里”的重要职责。习近平明确指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县级融媒体中心要把自身放在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中统筹考虑，发挥离基层最近、离群众最近的核心优势，通过与其他类型媒体差异发展、协同配合，共同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和变化的新闻信息等多方面需求。

（四）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新理念。

习近平多次指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上下功夫，在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让更多国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不断提升对外传播效果。”“增强底气、鼓起士气，坚持不懈讲好中国故事，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是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需要，也体现了中国长期发展积累形成的实力和自信。中国走的是正路、行的是大道，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每一个都是精彩故事，本身就有着极强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这是我们做好国际传播、争夺国际话语权的坚强后盾和最大底气。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需要完善国际传播工作格局，创新宣传理念和运行机制，需要把握大势、区分对象、精准施策。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争夺国际话语权不能一蹴而就，也不是外宣媒体或主流媒体一家的事，只有从一个个具体的报道、一件件细微的小事做起，把握不同国家和地区受众需要，动员全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发挥好滴水穿石之功，才可能取得实效，使我们的国际传播能力与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相适应，让我们的话语权与影响力相匹配。

四、习近平新闻舆论论述构成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全球价值

习近平新闻舆论论述在继承中创新，在实践中发展。无论是其中包含的新观点新要求，还是提出的新命题新概念，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原理，将其作为守正之基；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新发展，为之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始终突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实践特征，充分彰显了“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实践原则，构成了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

习近平新闻舆论论述在坚持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回应了时代要求，明确提供了实践指南，体现出守正创新、知行合一的鲜明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全球价值。

（一）理论意义

习近平新闻舆论论述顺应时代发展新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创新性地解决了全媒体时代新闻舆论工作的理论指导问题。

随着信息社会的深入发展，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成为新闻舆论工作要面对的首要问题。习近平新闻舆论论述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同时，着重提出全媒体时代如何践行党管媒体原则的实践方法；在坚持新闻舆论工作重要地位的基础上，强调“人在哪里，宣传思想工作的重点就应该放在哪里”的着力点，要求新闻舆论工作守好新阵地，“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基本方针，同时要求“在信息生产领域，也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等方面创新，提高正面宣传质量和水平；强调把握新兴媒体发展规律，提出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针对互联网条件下国际舆论斗争复杂化的现实提出争夺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等等。这些论述倾听“时代声音”，回答“时代之问”，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大理论创新。

（二）实践意义

习近平新闻舆论论述坚持问题导向，既来自实践需要，也有力地指导了新闻实践，给新时代条件下新闻舆论工作的改进创新提供了路径方法。

习近平新闻舆论论述全面回答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做”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在历史方位上提出“守正创新”的新判断，在基本原则上提出“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新论述，在地位作用上提出“五个事关”和“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新坐标，在职责任务上提出48字职责使命和16字使命任务的新要求，在回应时代挑战上提出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的新部署，在队伍建设路径上提出增强“四力”的新标准。这一系列观点要求具体明晰，澄清了人们思想和行为中的误区和模糊之处，为当下的新闻实践提供了指南。

（三）全球价值

习近平新闻舆论论述不仅针对中国现实，并且有力克服了新闻传播领域的种种普遍性困境，为解决新闻传播领域的全球性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当前，以民意代表和“第四权力”自居的西方主流媒体越来越听不到、更难以发出底层人民的声音，越来越失去人民的信任，世界各国在虚假新闻泛滥、互联网治理、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闻伦理等等诸多方面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习近平新闻舆论论述高举人民的旗帜，以更好地服务人民、团结人民为宗旨，要求新闻舆论工作不断创新、改善供给，既解决实际问题又解决思想问题，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提出的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要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及时提供更多真实客观、观点鲜明的信息内容；加强网上舆论引导，“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尊重新闻传播规律、把握好时度效；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打造全媒体传播体系，使全媒体传播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等等一系列思想观点既立足于中国现实、总结了中国实践，也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思路和办法，充分体现了从特殊到普遍的发展规律，具有不可替代的普遍意义和全球价值。（作者分别系新华社新闻研究所主任编辑、编辑）

本文刊发于《中国记者》2019年第9期